股票配资官网行情都说叶利钦搞垮了苏联，也有人说他是中国的“大功臣”，这是为何

1991年冬天，莫斯科街头的寒风格外刺骨。就在这一年年底，红场上那面飘扬了近七十年的红旗即将落下，许多人也许没想到，一个叫叶利钦的人，会在这一年的政治风暴中站到舞台中央，进而改变整个欧亚大陆的格局。

对于不少亲历过冷战岁月的人来说，叶利钦这个名字，几乎和“苏联解体”绑在一起。有人指责他“搞垮了苏联”，有人痛骂他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，但也有一种截然不同的声音：从中国的角度看，这个人反而像一位“另类功臣”。听上去有些刺耳，却又不得不承认，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。

围绕叶利钦，争议几十年没有停过。要弄清他究竟是“罪人”还是“功臣”，得把时间线拉长，从苏联内部积累多年的矛盾说起，再看看苏联解体后，中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转折。

一、从党内“红人”，到被指责为“罪人”

叶利钦真正走进苏联高层政治，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。1961年，他加入苏共中央，此后一路从地方建筑部门负责人，做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领导，再进入莫斯科，逐渐叩响权力中心的大门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，他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，又短暂担任过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，成了改革派中的“风云人物”。

有意思的是，当时不少普通苏联民众对他印象不错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个人敢拍桌子，敢公开批评官僚主义。那时候，许多老百姓对停滞的经济、僵化的体制早就意见很大，能看到有人在高层说真话，自然觉得眼前一亮。只不过，政治舞台上的“敢说”，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。叶利钦后来被排挤出权力核心，却也因此渐渐被视为体制内“反对派”的代表。

1985年以后，戈尔巴乔夫主导“改革”和“公开性”政策，希望靠一点一点的松动，救回日益僵死的苏联。但改革往往容易“动结构、伤利益”，原有的权力集团当然不甘心被动挨打。叶利钦在这个过程中，选择站在更为激进的一端，不仅认同改革，还越来越倾向于用“拆掉旧房子”的方式解决问题。这种路数，与其说是改造苏联，不如说是要跳出苏联体制本身。

时间推进到1991年，局势突然加速。那一年8月发生“八一九事件”，部分保守派企图发动政变，试图挽救正在滑向解体边缘的苏联。结果却适得其反。叶利钦站在坦克上发表讲话的画面，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。他公开反对政变，支持俄罗斯联邦的权力地位，这一举动，也被不少人视作苏联中央权威彻底崩塌的标志。

同年12月25日晚上，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，标志着苏联联邦正式走入历史。第二天，原本象征联邦政权的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下。与此同时，俄罗斯联邦作为继承主体登场，叶利钦成为新俄罗斯的第一任总统。许多人在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一个结论——苏联的终结，和这个人的决断密不可分。

从形式上看，这个判断并不夸张。叶利钦不但在关键节点推动了俄罗斯的“出联”，还在后来的政策中，完全转向市场经济和亲西方立场。试想一下，在苏联濒临分裂的那段时间里，如果最高领导人对“保留联邦”更为坚决，地方共和国的行动或许会有所犹豫。但在现实的政治博弈中，叶利钦选择了另一条路。这也难怪许多怀念苏联的人把怒火全都集中在他身上。

二、经济崩盘与社会震荡：叶利钦时代的代价

苏联解体后，新生的俄罗斯摆在世界面前。叶利钦掌权之初，国内外都有人寄望于“市场改革拯救经济”。然而，接下来几年发生的故事，却远比当初设想要残酷得多。

叶利钦团队推行的是“休克疗法”式改革，也就是在极短时间内，大规模私有化与市场自由化同时推进。听上去是要与西方接轨，实际上却在俄国内部掀起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财富重组。大量国有资产以极低价格被拍卖或“券化”，原本属于全体人民的资源，被少数人迅速攫取，形成后来人们所说的“寡头集团”。

不得不说，叶利钦及其顾问团队对市场的理解，非常理想化。他们相信，只要放开价格，开放贸易，私有化国企，经济就能自动走向繁荣，而西方资本与技术也会源源不断涌入。然而，现实却给了沉重一击：俄罗斯并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，也缺乏监管机制，权力和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合流，腐败程度迅速恶化，贫富差距短时间内拉大到过去难以想象的地步。

从数据来看，1991年前后，苏联经济总量尚处在世界前列，俄罗斯的基础也不算差。到了1998年前后，俄罗斯GDP与解体初期相比大幅缩水，工业产值锐减，货币多次贬值，通货膨胀几乎吞噬了普通人的积蓄。许多老工人一辈子攒下的钱，在短短几年内化为乌有。有人形容那段日子：“工资拿到手，还没买东西，价就涨上去了。”

更令社会不安的是治安恶化与黑帮势力抬头。那些失业的青年和退伍军人，在经济萧条中难以找到合适出路，一部分人被地下势力吸收。绑架、枪击、黑道火拼的消息时常见诸报端。曾经以“秩序严明”著称的苏联社会，在90年代的俄罗斯，变成了一幅让人心惊的画面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车臣问题爆发。1994年底，俄军进入车臣，试图压制分离倾向。战事拉锯多年，双方损失巨大。对俄罗斯民众来说，不仅经济困顿，而且还要承受战争的压力。有老兵回忆，在前线时同伴问他：“咱们这是为了什么打？”一句话问出口，连长官都说不出一个让人心服口服的答案。

种种因素叠加，叶利钦在俄罗斯民众心中的形象，迅速从“改革希望”变成“混乱象征”。1998年金融危机爆发，卢布暴跌，政府债务违约，更是对他执政合法性的一次重创。1999年最后一天，他宣布辞职，将权力交给时任总理的普京。许多俄罗斯人当时心里五味杂陈：对叶利钦的失望是真实的，但对于未来能否走出低谷，同样没有把握。

在这种情绪下，“叶利钦搞垮苏联”“毁了俄罗斯”的说法迅速被放大。只不过，把一切归咎于某一个人，看似痛快，实则掩盖了更深层的结构性危机。苏联晚期的问题长期积累，到了八十年代已难以掩饰，叶利钦只是把这场危机推向了一个极端、甚至是爆裂的结果。

三、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远不止一人一事

如果只看1991年前后的政治斗争，很容易把责任集中到个人身上。但要解释苏联为什么会走到解体这一步，就不能忽略几十年累积下来的矛盾。许多研究者都指出，苏联的问题早在赫鲁晓夫时代就开始显露，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进一步固化，等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，已经是“病入膏肓”。

先看意识形态层面。十月革命成功之初，苏维埃政权依靠的是一种强烈的信仰——改变贫苦大众命运，建设一个没有剥削的新社会。正是这种信念，让苏联在极其困难的年代还能 mobilize（动员）起巨大力量，完成工业化，在卫国战争中顶住纳粹德国的进攻。

然而，随着时间推移，革命理想逐渐被官僚化的日常工作所替代。赫鲁晓夫时期开始对斯大林进行批判，虽然有其合理部分，但在处理方式上，确实对原有的权威结构造成了巨大冲击。一些原本信仰坚固的人发现，许多曾被强调的“伟大形象”，突然被翻出来重新评价，心中的平衡开始动摇。

到了戈尔巴乔夫推行“公开性”政策时期，媒体空前放开，过去被压抑的各种声音集中爆发，社会对历史的质疑与对现实的不满交织在一起。价值观出现真空，许多人在旧信仰崩塌之后，一时找不到新的精神支柱。西方的社会模式与生活方式，趁机大举涌入，苏联内部的思想阵地，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主动。

再看经济结构。苏联的计划经济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，尤其是在二战和战后重建时期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十分明显。但这种模式严重偏向重工业与军工领域，长期忽视轻工业和民生消费品生产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苏联在军事科技上仍然具备强大实力，却在普通人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上捉襟见肘。排队买肉、抢购日用品，成了很多家庭的日常场景。

这时又遇上国际油价大幅波动。七十年代，依靠高油价，苏联还能勉强维持大型军备开支和对盟友的援助。到了八十年代中期，油价持续走低，外汇收入锐减，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暴露无遗。守着庞大的军工体系，却养不起日益沉重的社会福利，财政压力越滚越大。

民族问题同样不可忽视。苏联境内有一百多个民族和族群，从波罗的海到中亚，从高加索到远东，各地历史、文化、宗教背景差别巨大。联邦强盛时，这些差异在强有力的中央统筹下还算可控，一旦中央权威减弱，地方的民族情绪和独立倾向就会迅速抬头。波罗的海三国、高加索部分地区，在八十年代末已经频繁爆发示威和骚乱，要求更多自治权甚至完全独立。

国际环境也在悄悄改变。冷战后期，美国及其盟友通过经济、科技和舆论等多重手段，对苏联形成长期压力。阿富汗战争从1979年打到1989年，耗费巨大，既拖累经济，又伤害军队士气，还削弱了苏联在第三世界中的形象。可以说，这场战争是苏联晚期的一个深坑，跳进去容易，爬出来则付出了惨重代价。

从这些角度综合起来看，苏联走向解体是多因素叠加的结果。叶利钦及其所代表的那股政治力量，固然在关键时刻起到了“催化剂”作用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“加速器”，却很难说是单一原因。把整个苏联历史的崩塌都压在一个人身上，看似痛快，实际上有点简单化。

不过，从俄罗斯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出发，在90年代经历了货币贬值、生活水平倒退、社会秩序混乱之后，把怒火投向当权者，也并不难理解。历史是复杂的，当事人的责任需要被冷静拆解，但民间情绪往往更直接，这两者之间常常存在明显差距。

四、从“威胁”到“合作”：中国视角下的另一面

如果把视线从莫斯科转向北京，叶利钦的形象就显得微妙得多。许多国内学者在评价他时，会提到一个颇为敏感的说法——“对苏联是罪人，对中国却是功臣”。这个说法听上去略带情绪化，但背后确实有现实考量。

先看安全环境的变化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，到六七十年代边境对峙，可以说，新中国在北方承受了极大的军事压力。苏联在中苏、中蒙边境一线部署了大批军队和装甲力量，据相关资料，当时苏军在远东和中亚方向合计驻军超过百万人，坦克和装甲车辆更是数量惊人。

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，中国在东北、西北和内蒙古方向修筑了大量防御工事，部署重兵，同时还不得不在国民经济极其紧张的时候，投入巨额资金发展国防工业和战略后方。这种压力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中后期，才随着中苏关系缓和略有减轻，但从整体上看，北方威胁始终存在。

1991年苏联解体后，这个格局瞬间改变。原本统一的苏联被分拆成多个独立国家，俄罗斯虽然继承大部分军力，但自身也陷入深度危机，根本无力在中国边境维持昔日规模的军队部署。可以说，对中国来说，北方安全压力骤然减小。军事布局可以适当调整，国防资源可以更有弹性地向其他方向和领域配置。

这对于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关键阶段的中国来说，无疑是极其重要的外部环境变化。简单讲，少打一分“冷战算盘”，就能多腾出一分精力搞经济建设。叶利钦作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，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做出的选择，某种意义上加快了这一变化的落地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军贸合作。90年代初期，中国在许多关键武器领域，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明显差距。空军主力战机仍以歼-6、歼-7等型号为主，性能已明显落后于周边一些国家的新锐机型。在舰艇、远程防空系统等方面，也急需技术突破。

当时的俄罗斯因为经济困难，需要通过军火出口获取外汇；中国则需要先进武器和相关技术，双方的需求高度契合。叶利钦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，比较务实，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开放。在不涉及本国最核心机密的前提下，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包括苏-27战斗机、大型驱逐舰、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等一系列装备。

围绕苏-27的引进与消化，被很多军工专家视为一个重要节点。有专家曾用颇为直白的话评价：“如果没有那一批技术和图纸，中国航空工业的进步至少要推迟十年甚至更久。”这句话虽略带夸张，但其中的含义不难理解：在当时条件下，通过实物和技术资料学习先进设计，对整体工业体系的带动效应非常明显。

俄方后来还向中国提供了改进型战机的出口版本，并在舰艇、发动机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合作。这种在高技术军事领域的开放程度，从冷战时期的苏联视角看几乎是难以想象的。而叶利钦在当时的政治格局与经济压力下，作出了偏向对华合作的选择，这对中国现代国防建设，有着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。

除了军贸，还有一个领域常被忽视，那就是边界问题的谈判。中俄漫长的陆地边界历史复杂，遗留问题众多。90年代起，双方开始分阶段对边界线进行谈判和勘定。叶利钦在任期间，多次访华，并在相关文件上签署确认，推动部分争议地段的解决，也包括向中国归还一定面积的领土。虽然面积不算庞大，但象征意义不小，体现出俄罗斯在新历史条件下对中俄关系定位的调整。

在一次会谈休息间隙，有中方人士私下感叹：“过去几十年，两国边境剑拔弩张，没少让人夜里睡不踏实。现在一步一步把这些问题捋清，以后至少后代不用总盯着这一块发愁了。”这样的说法也许朴素，却恰好说明了一个现实：对一个大国来说，周边环境的稳定，本身就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叶利钦在中俄关系上的一系列举动，使得两国从“潜在对手”逐步转向“合作伙伴”。此后多年，中俄之间保持总体稳定的关系，实际上是建立在90年代那一段打基础的过程之上的。把这种长期效应统算在内，说他是中国意义上的“功臣”，并不矫情。

五、评价的两面：历史人物难有简单结论

在俄罗斯街头，如果随便拦住一位上了年纪的市民问一句“怎么看叶利钦”，得到的答案往往差异很大。有的会愤愤不平：“他毁了我们的国家。”也有人语气复杂：“没有他，可能也会变成这样，只是不会这么快。”这种分裂的评价，本身就说明，叶利钦在苏联—俄罗斯这段历史中的角色，远远超出了“好人”或“坏人”的简单标签。

从苏联的角度说，他确实在关键时刻推动了联邦的解体，又在执政时期以激进方式推行经济改革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社会震荡。这部分责任，任何客观的研究者都不会忽略。即便考虑到苏联自身积累的问题已难以挽回，他在决策方式和节奏选择上所承担的责任，依旧难以轻描淡写。

然而，从中国的角度看，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转向，客观上减少了北方军事威胁，打开了军贸合作的大门，也为后来中俄关系的长期稳定创造了条件。这些变化并非偶然，而是与叶利钦在对华政策上的务实决定紧密相关。说他在这一点上为中国立下“功劳”，并不为过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种“在本国被骂，在邻国被感谢”的现象，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。大国兴衰的关节点上，一些政治人物的选择往往会对周边国家带来截然不同的后果。某个社会遭遇剧烈动荡时的“罪人”，在另一块土地上，可能却被视作带来机会的“关键人物”。这并不是某一方在“颠倒黑白”，而是现实利益和历史位置不同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评价角度。

就叶利钦而言，他的一生几乎与苏联的兴衰、解体和俄罗斯的重建紧密相连。从六十年代的“党内技术干部”，到八十年代的“改革派代表”，再到九十年代俄罗斯第一任总统，他每一步选择，都深深嵌在时代的缝隙里。有人说，如果没有他，苏联也难逃分裂命运；也有人认为，正因为有他，这个过程才表现得如此剧烈、如此撕裂。

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或许更值得关注的，是在那段剧烈变化的年代，中国如何在复杂国际局势中保持战略定力，如何在与俄罗斯的互动中既抓住机会，又守住底线。从这个角度回头看叶利钦，既能理解俄罗斯人对他的愤怒与失落，也能看清他在中俄关系史中留下的那一笔特殊印记。

至于“罪人”还是“功臣”这样的标签，终究难以一锤定音。不同国家、不同立场、不同经历的人，会给出不同的答案。历史留下的，是具体的事件、冷冰冰的数据，以及那些改变了地缘政治格局的事实。这些，比任何简单的褒贬，更有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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